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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李朝赫宗忠宣王李浩與他的哥哥朝鮮昭賢王曾被長期侵擾朝鮮的皇太極在盛京扣為人質。 1644年，明朝滅亡，清朝入關，建立定鼎中原。 11月9日，清朝攝政王多爾袞在武英殿召見趙顯之子李成（當時朝鮮太子李浩的哥哥）和鳳林大君（李浩）作為人質。 ”在北京故宮，說道：“在我們到達北京之前，毫無疑問，兩國都會阻擋，今天，大事已定，彼此都會忠誠。而且， 東子不許久居此地，如今宜永遠回國，風林大君留下來，代替臨平大君的聯絡……”。 與此同時，清朝還宣布減少朝鮮每年的貢幣。
1645年3月，長期在滿洲當人質的昭賢王回到漢城，在清朝使節(jié)的陪同下，命朝鮮仁祖李出城迎接清朝的到來。 “天使”。 忠于明朝的朝臣和官僚兩階層對此感到不滿。 5月21日，昭賢親王被宮廷官員在餌餅中投毒，在昌德宮猝死。 李遂心知肚明，卻三緘其口，唯恐多爾袞進一步追查，向清朝報告“兒子病逝”。 6月7日，被多爾袞釋放的風林大軍返回首爾。 昭賢親王在清廷擔任人質近十年。 他歷盡艱辛，見證了明朝滅亡、清朝崛起的波瀾壯闊的歷史，積累了處理清朝關系的豐富經驗。 多爾袞對他的去世“深感哀悼”。 盡管他對自己的突然死亡感到懷疑，但在朝鮮特使們一致聲明“他死于疾病”的情況下，他不得不相信。 1645年11月14日，清朝冊封李浩為朝鮮之子。
歸還質子，減少每年的貢品，本來是清朝為了緩和兩國關系而做的。 然而，經過1627年和1636年的兩次戰(zhàn)爭，朝鮮對清朝產生了很深的民族仇恨。 對朝鮮方面來說，明朝的滅亡本來是調整對清外交政策的一個好辦法。但反清分子利用朝鮮民族對滿洲的仇恨，進行地位外交，遲滯了兩國關系的改善。
朝鮮李朝視清朝為狗羊、蠻夷，私下稱清皇帝為“胡皇”，稱清朝使臣為“俘虜使”。 除清朝官方文件賀詞外，所有內部官方文件，包括皇家陵墓、祠堂、文廟祭祀賀詞等，仍使用崇禎年號。 朝鮮《仁祖莊穆王實錄》在明朝滅亡前用崇禎年號，明朝以后用干支年號和王年號。 仁祖以后，朝鮮歷代國王的《實錄》只記載了干支和國王在位的記載。 至于私人文字，直到清朝末年，仍有人書寫崇禎年號，以致于甚至有“崇禎265年”的記載。 這就是朝鮮處理封建統(tǒng)治者和儒家最看重的“正說”問題的方式。
由于朝鮮財政困難、軍備薄弱，北伐實施舉步維艱。 而且，新興的清朝由于先后有順治、康熙兩位皇帝勵精圖治，不僅鞏固了國家的統(tǒng)一，也為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面繁榮奠定了基礎。 朝鮮反清派所期盼的漢族武裝反抗和滿清統(tǒng)治的瓦解始終沒有實現。 1683年，清朝統(tǒng)一臺灣，南明殘余滅亡，影響中朝日關系的不確定因素消失。 作為實際行動綱領的朝鮮遠征計劃已經結束。 朝鮮沒有介入中國內戰(zhàn)，也沒有冒險與日本跨過鴨綠江入侵遼沉，得罪正處于全面崛起和繁榮時期的新興軍事強國滿洲里。 這是朝鮮的一大幸事，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北伐雖然沒有成為現實，但卻加重了朝鮮的財政負擔，遲緩了中朝關系的改善。 朝鮮的北伐主張者并不想肯定中國在滿清統(tǒng)治下的文化和經濟進步，他們幾乎完全阻止中國文化的傳入。
明朝滅亡后，李朝皇室一直在進行各種祭奠活動。 仁祖始終沒有忘記燒香望宮的儀式。 1704年甲申，明朝滅亡六十周年，李肅宗從宜春門前往晉源壇，與太姥一起祭祀崇禎皇帝。 又命韓城府在后園春堂臺設“大報壇”，祭祀神宗皇帝。 “大的“報”出自《禮記》，是郊外之義，也有報德的意思。 1749年（乾隆十四年），明太祖、神宗（萬歷）、懿宗（崇禎）并享大報壇，于三位皇帝登基及忌日之日進行祭祀。 這種祭祀活動每年都會進行，直到李朝末年。
朝鮮反清明朝的計劃和北伐的準備都是隱秘的，清政府對此知之甚少。 。 對清朝的蔑視和仇恨與諸侯朝貢制度并存。 由于以追求物質利益為標準的外交傳統(tǒng)在朝鮮一直發(fā)揮著作用，清政府主動采取各種善意措施，1683年、1999年清朝統(tǒng)一臺灣后，中朝關系終于進入了 穩(wěn)定發(fā)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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